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成功将自己变成了伐木工

本文节选自《铁与血:德意志帝国的兴亡》, [德] 卡佳·霍耶著,徐一彤翻译,新思文化出品,中信出版社2022年出版。已获出品方授权。原文较长,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卡佳·霍耶(Katja Hoyer),德英双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研究方向为现代德国历史。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妻在萨拉热窝被刺杀。事件的连锁反应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导致4000万人伤亡,欧洲经济迎来浩劫,人们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

刺杀事件发生时,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正在皇家邮轮“霍亨索伦号”上。他喜欢在夏天乘这艘船短途出海,或是到更遥远的挪威度假。得知朋友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的消息后,威廉二世立刻赶回柏林处理后续事务。他表示“必须把塞尔维亚人彻底收拾一顿,越早越好”,并承诺为奥匈帝国提供军事支持。

威廉二世的军事顾问们,预见到了萨拉热窝事件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但他们选择接受这一风险,甚至还有人积极地推动事态升级。总参谋长小毛奇(赫尔穆特·冯·毛奇)便认为1914年的事变正是自己登上历史舞台的良机。他向威廉二世警告,假如俄国介入,俄军的“压路机”全面开动,将会释放出压倒性的兵力,德国到那时再行动便为时已晚。

长期以来,德国军界精英集团一直相信欧洲大战终将爆发,问题不在“是否会爆发”,而是“何时爆发”。小毛奇对法俄军队的实力感到不安。他认为,在战争将至时,德国如果留给法俄任何快速反应的机会,法军就能通过强力抵抗耗尽德军宝贵的时间,让俄军及时从东线发起攻势。在军方决策者看来,对法国展开先发制人的打击固然极具风险,却是德国赢得欧洲大战的唯一合理选项。

7月28日,结束了海上假期的威廉二世得知奥匈帝国已对塞尔维亚宣战。欧洲各国都根据战争爆发时的常规流程做出了回应。英国政府向贝特曼-霍尔维格(德意志帝国总理)表示,英国最终很可能出于义务支持法国与俄国,难以在此事中保持中立。随着俄国在7月30日下达总动员令,小毛奇多年以来的预言似乎正成为现实——德国必须分秒必争,不给法俄留下任何余地,以免陷入凶多吉少的两线作战困局。只有对法国展开先发打击,才能突破困境。

于是,德国在8月1日对俄国宣战,又在两天后对与巴尔干冲突全无直接关联的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

♦ 1915年的欧洲局势,协约国标为绿色、同盟国标为红色,中立国标为黄色

这段话充分表明了军方高层对德国官方口径中所谓“防御性战争”的真实态度,也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公众舆论。贝特曼—霍尔维格让大部分帝国议会议员与德国国民相信,德国才是这场战争中的受害方。柏林和德国其他城镇都爆发了大规模和平,但者主要指责他国蓄意挑起战争。官方为德国塑造的被攻击方形象激起了抗争性的爱国情绪,很多人更愿意相信,这场战争是被强加于德国的试炼,是祖国证明自身实力的良机。

防御性战争的幻象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必须尽一切努力予以维持。为战争流血牺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农民们担心自家马匹被征用,妇女们担心儿子和丈夫应征参战,城市居民害怕粮食供给中断。为了鼓舞国民甘于牺牲的精神,当局必须维持一种国家正在进行防御战争,甚至正在遭受多方围攻的印象。1870年的俾斯麦在挑起普法战争时就明白这一点,1914年8月德国政府的大部分当权者也是如此。通过营造这种幻象,政府得以克服内部分歧,再次用铁与血把全体国民团结起来。

1914年8月6日,威廉二世在一场呼吁国民联合抗击外敌侵犯的演说中声称,德意志祖国正在遭受“遍布世界的敌人”暗算,眼下的斗争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存亡”。皇帝的这类演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当时的一名评论者说:“你总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假如皇帝能避免战争爆发,他一定已经尽力阻止了。’”很多德国人被同胞之情、民族归属感和防御性民族主义热情所触动。

可以说,威廉二世和他的政府在开战时,得到了几乎百分之百的支持,所有议会党派都对政府发行战争公债的提议表示支持。皇帝与国民的关系,也在战争面前变得更加紧密了。政府起初甚至不想推行强制兵役——仅仅是应对潮水般涌来的志愿参军者,征兵处已不堪重负。1914年8月开战后的最初12天里,德国陆军的总兵力从80万猛增至350万,征兵工作在此期间没有引发任何不满。

开战之初,德国社会的短暂和平局面,曾被称为“城堡和平”(Burgfrieden),德意志作为被围困的“城堡”形象,是德国政府拼命试图维持的公众印象。

无论“城堡”的居民之间有多少分歧、隔阂,他们终将在民族存亡的斗争中放下所有矛盾。帝国议会因此通过了一份《授权法》,自愿放弃一切权力。选举和竞选活动宣告中止,议会议事也无限延期。工会承诺在战争期间停止一切罢工活动,国家日常财政事务也交由各皇家委员会管理。

政界的善意妥协,使军方得以将权力触手伸向中央及地方政府事务的各个角落。利用帝国宪法第68条规定,军方夺取了行政权。军区长官成为其所在军区的政务首脑,只对皇帝直接负责。这意味着军队在完全合法的情况下彻底排除了帝国议会、宰相、各政府部门和其他宪法架构的约束,控制着包括警察、安保、新闻审查、食品供给、教育、运输在内的所有行政职权。

德国公众对前线的认识长期受到极大歪曲。德国公众之所以支持战争,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场战争不但是防御性的,而且很快就会结束。军方通过不断发布的新闻稿,营造出德国军队节节胜利的印象。关于个人英雄的报道,盖过了对伤亡数字的统计,就连威廉二世本人也受到蒙蔽。在柏林大本营的高墙后,他曾天线个法国人”,“尸体堆了6英尺高”。军方的这种做法直到1916年都未引起外界质疑。

威廉二世本人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也逐渐被边缘化。在制度上,皇帝作为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理应负责宏观战略目标的决策,主持协调陆军与海军的行动,但威廉二世知道自己毫无战略才能,因此自愿将军事决策权先后交给毛奇与法金汉。出于对皇帝在战时精神状况的顾虑,这两位总参谋长在向他汇报战况时,多少都有所隐瞒。

在东线日,德军击溃了俄罗斯第二集团军)之后,保罗·冯·兴登堡成为德国公认的战争英雄。他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了皇帝本人。身高6英尺5英寸(约1.95米)的兴登堡身材魁梧,面容棱角分明,极具辨识度,德国留下了大量纪念他的绘画、雕塑和纪念碑。当兴登堡于1916年成为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实际领导者,主持德国战争事务时,他的个人形象可以轻易地被用作进一步侵蚀公民权利的旗帜。兴登堡与副手鲁登道夫一起攫取了广泛的政治权力,几可无视皇帝、宰相、帝国议会及其他任何势力的意见行事。

1916年9月启动的所谓“兴登堡计划”,在事实上建立了一套指令经济体系。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所谓“总体战”对资源的无限需求。一方面,由于无法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德国内部食品及其他必要产品的供应在1916年前已面临严重短缺。现在,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征用物资的力度,令平民陷于饥饿。另一方面,德国在1916年的战事中蒙受了惨重的人员损失,近百万人伤亡,信息管控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伤残军人出现在后方,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战死军人的妻儿收到致哀信,无法阻止越来越多从前线寄来的充斥着士兵绝望情绪的明信片。

公众的情绪逐渐逼近临界点,团结“城堡”即将分崩离析。当1917年4月美国正式对德开战时,很多人知道,德国已没有任何胜算。为了应对美国的参战,德国军方进一步收紧了物资配给份额,试图与美国为协约国带来的充沛后勤物资相抗衡,结果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强烈不满。工人组织大规模罢工,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政府通过谈判,在不占领任何土地的情况下缔结和平。

敢于直言的政客兼记者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于1917年7月6日在帝国议会上慷慨陈词,极为缜密地陈述了德国当前的绝望处境。他指出,德国唯一的出路是与协约国议和,如有必要则应做出妥协。两个星期后,他正式将这一主张作为《和平决议》提交帝国议会讨论,最终于7月19日以212票对126票的多数通过。然而,兴登堡、鲁登道夫与皇帝的长子威廉皇储无视了民选议员的意见。

♦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因为主张和平妥协,他在1921年遭德国右翼刺杀身亡

帝国财政大臣卡尔·赫尔菲里希(Karl Helfferich)曾对帝国议会说:

德国从一开始就打算用贷款和债券而非税收来填补战争开支。政府在1914年8月4日提出的战争公债完全是以速战速决为前提的,其偿付主要依靠预想中战争结束后战败国的赔款。

起初,军方及其政界代言者都宣称战争所需的财政供给不成问题。毕竟,当时的德国还有著名的“国家战争金库”(Reichskreigschatz),源于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获得的赔款。这笔资金以货线只木箱里。“国家战争金库”成为官方战争宣传的绝佳材料,可以安抚帝国议会和对财政问题抱有疑虑的民众,让他们相信战争是有财政保障的。然而,在1914年,这些金币的实际价值仅为1.2亿马克,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平均每天的直接成本高达1亿马克。“战争金库”虽然看似资金丰厚,却只能勉强维持2天的战事支出。

截至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近1600亿马克的直接支出,其中只有16%由税金支付,其余开支都来自贷款和战争公债。最终,政府在战争期间先后增发货币13次,导致纸币发生严重通货膨胀,马克价值暴跌。1913年,美元对马克的汇率仍为1比4.2,到1920年2月,一个人要用32.9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我们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16年后,即便大多数德国人都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和平,德国军方仍对“胜利和平”的空想越发执着——德国必须在战争中打败某个敌人,取得一些好处,才能偿付战争的开支。一场没有收获的和平,只会给德国带来经济上的灾难。

人为制造的大量金钱,主要是为了满足德国的两个基本需要。第一是消耗战对物力、人力和基础设施的空前需求;其次是前线军人和后方民众的基本食物与产品供应需求,至少不能让物资配给短缺的问题影响士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续时间与规模,意味着这两项需求根本无法得到满足。战前德国经济近一半的原材料依赖海外进口,这一来源在开战后不久便被海上封锁切断了。受制于“远海封锁”,德国损失了近一半的进口产品供应,其中既包括战争物资所需的原材料,也包括食品、咖啡和肥皂等日用品,给德国战时经济的两大基本需求带来了致命缺口。德国只能利用现有资源尽力而为:珍贵的物资供应必须尽可能节省,无法获取的货物只能用本土或盟国可获得的物品代替。

战时的困难,骤然对德国经济的统合能力提出了异常严苛的要求,迫使政府采取空前程度的干预措施,强制征用和物资配给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地方政府四处征用物资,征用清单甚至包括内裤、床单、门把手和屋瓦,连教堂的大钟和铜管乐器也被熔化,私人拥有的珍贵金银珠宝被毫不留情地收走。行动过于极端却收效不佳,彻底暴露了德国在这场消耗战中的颓势。

当保罗·冯·兴登堡于1914年8月接过最高军事指挥权,组建第三届最高统帅部时,德国正同时面临着凡尔登、索姆河与东线布鲁西洛夫三场恶战,无论在人力还是经济上都深陷泥沼。以兴登堡名义发起的“兴登堡计划”试图将德国带入总体战。兴登堡要求国民经济为战争牺牲一切。德国的民间经济全然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由于战事的庞大需要,绝大部分煤炭都要转作军用,这导致德国工业能源紧缺,发电厂、供水厂彻底停摆,大片地区的生活状态退回中世纪水平。蒸汽机车得不到足够的燃煤供应,本就缺乏的物资甚至无法送抵目的地。军方高层在1916年到1918年拼命试图从战争中取得回报的想法,为德国招致有史以来最惨痛的经济危机。

1918年10月,随着奥匈帝国崩溃,对罗马尼亚的占领失败,工业化战争必不可少的燃油资源供应被彻底切断,替代骡马和人力的机械无法发动,德国的战时经济终于穷途末路。虽然燃油储备还能坚持几个月,但当时德国民间已充斥着厌战情绪,前线战局扭转无望,国内政局也临近沸点。

11月,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德意志帝国解体。威廉二世向荷兰寻求庇护,发誓不再参与政治,最终得以避居多伦庄园,以伐木了却余生——到1919年11月19日,已创下伐倒12000棵树的骄人纪录。1941年3月,他在伐木场里发病倒地,不久后离开了人世。

1914年,德国曾是一个骄傲的经济与军事强国,拥有世界顶尖的发明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以及优越的国民生活水平。但德国民众漠然放任国家滑向军事独裁;在危急关头,德国人更期待强有力的元首人物登场,而非仰仗现行政治体制的应对能力。结果是:开战4年后,德国的经济、军事与国家声誉都变得面目全非。德国的人口大幅减少,不少人即便侥幸存活,也只能与伤残、饥饿和耻辱为伴。德意志帝国的崩溃造成了极为深刻的破坏,一切牺牲、忍耐与丧失都变得毫无意义。

战后的巴黎和会,让德国失去了650万人口和2.7万平方英里土地,相当于其战前10%的人口与13%的国土面积。由此催生的强烈不满,给诞生于战火余烬的民主政治埋下了巨大隐患——德意志帝国解体时,德国的人口结构仍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治下出生、成长,从小歌颂统一战争,把俾斯麦奉为国父。他们都曾服过2年或3年兵役,都为本国的殖民事业感到骄傲,都为本国造船业、机械制造业与科研事业的成就叫好。

1918年至1919年间的绝望与耻辱,带给这些年轻人强烈的抵触与怒火。在深陷战败深渊的德国人眼里,俾斯麦和威廉一世缔造的帝国,仿佛是德意志的黄金时代。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代理皇帝”兴登堡在战后非但没有受到大多数德国的厌弃,反而于1925年当选共和制德国的总统。帝国时期在时人心中成为经济繁荣、国威高扬和军力强盛的代名词,战后的魏玛共和国则与饥荒、耻辱和战败联系在一起。这场战争非但没有击垮俾斯麦与威廉一世着力培育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反使其进一步深化。

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德国历史进程中的一座骇人里程碑。它彻底消灭了德意志帝国的体制,废除了皇位,改变了德意志的疆界,消灭了帝国的军队,但没有消灭俾斯麦的遗产,德意志帝国的形象越发被理想化了。

本文节选自《铁与血:德意志帝国的兴亡》, [德] 卡佳·霍耶著,徐一彤翻译,新思文化出品,中信出版社2022年出版。已获出品方授权。原文较长,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卡佳·霍耶(Katja Hoyer),德英双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研究方向为现代德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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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VS中二:俾斯曼和威廉二世外交差异的深层原因

在俾斯麦作为第二帝国的首相期间,第二帝国自建立以来便遵循着一套由俾斯麦制定的相对呈守势的对外政策。这一系列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维持欧陆上的势力均衡,因此它被称作“大陆政策”(Koninentalpolitik)。然而到了威廉二世继位之后,俾斯麦因为与威廉二世的矛盾被迫辞去首相职位。在这之后,威廉二世与他的二位主要支持者国务卿比洛夫亲王和提尔皮兹元帅采取了一套更加激进的政策。这一积极进取,索求海外殖民开拓与世界霸权的政权被称作“世界政策”(Weltpolitik)。

在本文中,笔者将介绍与分析俾斯麦与威廉二世在他们主导政务的期间制定不同外交政策的原因,以此寻找德意志第二帝国在1890年前后政策的不同之处以及背后的理由。

德意志帝国的地理环境对德意志地区的所有执政者的执政方针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俾斯麦与威廉二世自然也不例外。

初建的德意志帝国西邻法国,东邻沙俄(波兰尚未复国),还要面对来自不列颠的压力。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并没有前往地中海与大西洋的出海口,唯一能触及的便是北海和波罗的海。在波罗的海,帝国需要面对瑞典、丹麦与沙俄,而北海则是大不列颠的势力范围。在这样强敌环伺的情境下,俾斯麦决定将主要利益集中在欧陆。他付出了大量外交层面的努力,以避免一个对帝国有很大威胁的反德同盟的出现,同时更是与不同国家分别组建了一个有利于德国的同盟系统(Von Bismarck 255)。在俾斯麦的这个外交系统中,德法的矛盾因为普法战争、资源争夺与贸易市场等多种因素,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因此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俾斯麦选择同时与沙俄、奥匈打好关系,试图调和他们之间因为巴尔干问题带来的争端,同时一定程度上联合英国打压法国。他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像梅特涅的神圣同盟的一样均势系统。尤其在1871-1878年间,这是帝国的主要政策方针(Northedge FS, Grieve MJ 131)。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俾斯麦的这套外交系统就是基于德意志的地理环境而成的。

尽管如此,这样的外交政策有着其根本上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来自于德意志帝国的体量和实力。对于德意志帝国这样的拥有广阔的领土和强大的实力的欧陆国家,他加入任何一个联盟之中,都会对欧陆的均势造成巨大的影响,引起力量的失衡。但德意志帝国并不具备以一国之力单挑全欧洲所有国家的能力,如果不依赖均势体系给自己赢得发展的时间,德意志帝国很难以取得欧洲的霸权((Hildebrand 874)。俾斯麦能以他出色的个人魅力和外交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构建一个均势同盟体系,但对于他的后继者而言,维持这样的体系是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达成的目标。这是俾斯麦足以被称为19世纪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的原因,也是这样的政策的根本局限性。

对于威廉二世而言,地理因素同样是在他制定政策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件事情.虽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对于俾斯麦相当的肯定(Wilhelm 12),但是他选择了与俾斯麦不一样的另一条道路。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帝国的周边除却低地三国之外没有任何小国家,而低地诸国也都有着英法的支持和保护,不可能放任帝国在一块地区肆意扩张,这也正意味着在大陆上,帝国已经失去了近乎所有可能的扩张机会,于此同时国内的市场也已经接近饱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必须寻求在海外的扩张,来换取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领土以及自然资源。帝国正式展现出这样的政策倾向是在1897年,威廉二世的两位主要支持者,也是世界政策的推动者比洛夫亲王与提尔皮兹亲王掌权(Bornhak 96)。国务卿比洛夫亲王在他的著名演讲中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德意志将陆地和海洋留给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也寻求阳光下的土地”(Place in the Sun, Bulow)。这句话正是德意志帝国开始世界政策的最直观的体现。在这之后,德意志帝国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开始了与大英帝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同时威廉二世也积极参与进海外事物中,包括向布尔人发送庆贺电报、参与到摩洛哥危机中等等,世界大战的就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开始酝酿。

经济因素同样是造成他们政策上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德国的工业还在发展阶段,产能、质量、水平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市场需求也不大,基本维持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平衡。在刚刚完成整合的时候,帝国只有4100万人口(1870),而即使到了1890年,德意志帝国的人口也没有突破5000万。因此在农业生产,兼并了西部波兰和德意志南部如巴登、符腾堡、拜仁等国的德意志帝国,是可以完成自给自足的,几乎没有对外进口粮食的需求。这样的情况下,俾斯麦没有必须要扩张的理由,而是可以选择一个更加保守与防御性的外交政策,安心专注内部的发展和维持欧陆的平衡,而非积极参与进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与角逐中。

俾斯麦确实有保守的余裕,但是到了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历史学家吉宾斯认为,威廉二世时期德意志帝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帝国对于外国市场的愈发依赖(Gibbins 441),而这种依赖体现在很多方面。

从农业方面而言,德国人口保持了高速增长,1913年人口已经达到了6700万,仅次于俄罗斯。而自从1895年开始,国内的小麦生产已经渐渐无法满足国内人民的需求。从1895到1900年间,本土的小麦产量仅能满足73.7%的需求,而在1901-1905的五年间,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到了65.7%,1905-1908年间,国内生产的小麦为372万吨,进口数量则是232万吨,对进口的需求逐步上涨(Clapham 213)。这意味着德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粮食需要从外国进口,如果遭遇经济制裁,没有了进口,有很多人口都可能受到饥荒的影响,德国人在一战中遭遇到的大饥荒正应验了这一点。这种状况迫使威廉二世采取一个更激进的扩张,以此避免在粮食方面被他国遏制的状况。

而再看工业层面,1872年德国进口工业原料价值570万马克,到了1910年原料需求增长了30倍,来到了16130万马克(Fischer 16)。而输出层面德国有接近1/5的商品是卖出到外国的(Seymour 75)。这一时期德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比重也从1870年的9.7%上升到了1913年的12.6%,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体(Norden 33)。这些数据直观地展示出了德国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而较之其他国家,殖民地明显是一个更加稳定且可靠的市场,这也正是为什么威廉二世如此激进地去寻求这也样一种海外的扩张。

话虽如此,德国殖民地的扩张的实际成效却是存疑的。截止到1914年,德国拥有了1500万人口的殖民地,但一直到1912年输出给殖民地的出口额仅占到了0.5%,并没有给德国带来明显的经济上的增益(Seymour 86)。这背后的原因是当时以英法为首的殖民体系已经构建完成,最富庶的地区也都归于他们所掌握,留给帝国的土地大多是些烂地,自然不会有很明显的经济利益,这也是间接导致德英矛盾爆发,一次大战就此上演的背后原因之一。

总之,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在制定各自外交政策时,受到地理、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在他们的外交政策过程中,地理原因没有改变。这也是他们制定政策的一个共同因素。但是,由于思想的变化和经济的逐步发展,对海外贸易的过度依赖,改变了他们对地理问题的态度和解决方法,也造成了对外政策的更大不一致。对于德国政府而言,这是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主要矛盾所在,促成了俾斯麦在被迫辞职,威廉二世得以以自己的意志统治德意志帝国。而放到更宏观的层面上,俾斯麦保守的外交政策在早期为德国赢得了充足的发展时间,但太过依赖于他的个人能力,不具备延续性,而到了执政后期则显得太过于保守,很难寻求更进一步的发展。而威廉二世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必要的选择,但他的行事手段和政策则是太过激进,殖民地的发展方面尽管投入颇多却也没有取得实际成效,导致最后帝国不得不采取发动战争这样一个孤注一掷的手段,来拼取一个成为世界霸主的机会,最终导致了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要想真正了解俾斯曼和其他德意志伟人,绝不能错过这套贝克德德意志史。这套装帧典雅的丛书由多个当代第一流的德国学者写成,深入浅出,文笔流畅,事实清晰,翻译也颇为信雅达,没有难受的翻译腔。既适合小白入门学习,也适合大牛备案参考。总之,如果对德国历史有兴趣,错过这套书确实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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